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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极里斯本丸沉船历史事件事实调查及猜想
作者:凌金祚 加入时间:2012-9-22 19:00:35

东极里斯本丸沉船历史事件事实调查及猜想

  1942年10月2日,日轮“里斯本”丸于舟山东极洋面沉没。据称,船内装有2000名英籍战俘和日军抢掠的珍贵物品。为了营救遇难英俘,东极人民搏击风浪,与日军周旋,表现了无私无畏的民族精神,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在舟山抗日斗争史上谱写了革命人民义举的赞歌。

      时光流逝,世事更替,如今这段历史已成为往事,但历史没有忘却。199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拾起记忆,撰写了数篇讴歌东极人民救助英俘之义举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重温历史,启迪思想,教育后人,无疑起了先导作用。然而,当人们以“里斯本”丸为载体,探究沉船事件的来龙去脉,发掘其历史文化内涵,籍此服务于舟山经济和文化建设之际,人们发现“里斯本”丸事件本身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为此,笔者根据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就有关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

      里斯本丸沉没的消息,当年的《申报》、《定海民报》、《定海日报》不见报道。对此,有人以为是当年新闻界的一大失误。其实不然。

      1937年11月12日、1939年6月23日上海、定海相继沦陷后,《申报》、《定海民报》等地方报纸被日军和敌伪政府控制,并成为宣扬、美化日本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喉舌。翻开日本侵占舟山时期的《申报》和舟山地方报,“中日和善,共谋东亚共荣圈”、“日军节节胜利”等报道文章,连篇累牍,几乎充斥了每期的整个版面,英、美、苏等国船舶、飞机被日军击毁的消息随处可见,而日军失利的新闻却难以寻觅。日军的损失,只能在日本大本营发布的半年或一年以来的“日军战果”中偶尔获悉一二。这种现象完全归咎于日军对新闻的封锁和军事管制。

      新闻媒体作为宣传舆论工具,是有阶级性的,谁掌握了它,它就为谁服务。当年日军侵占上海、定海以后,对所有的宣传工具都实行了军事管制,规定:凡政治、军事、文化、新闻都必须为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对不利于日本的文章,一概查禁、封杀。对占领区宣传工具的管制,是日本大本营、政府“对于占领区,目前实施军政,以有利恢复治安,迅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并确保作战部队的自给”既定方针的重要内容。“里斯本”丸沉没事件和事件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日本政治外交也造成了一定压力。因此,封锁沉船事件的消息,首先是日本大本营军方的需要。“里斯本”丸被击沉,对于素以“大日本皇军”自称的日军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战争中的损失、失利、耻辱,岂可在自己所控制的《申报》、《定海民报》加以宣扬。为了长日军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日本大本营只准许大登特登盟军的败绩,而对日军“失利”的消息则以“禁令”严加封锁。这是侵略者在历史战争和现代战争中所惯用的伎俩。其次是日本政府政治外交的需要。日本将2000名英俘押解本土有两个目的:一是把英俘作为人质,作为战后用以交换战俘和谈判条件的法码;二是将战俘充当本国的廉价劳工。1942年10月23日,《申报》在援引东京22日同盟社电讯中说:“陆军昨日公报书中载令,订定办法,以利用被禁日本各地之战俘,入重要工业充半熟练工人。”很明显,日本把战俘押运本土充当廉价劳工,完全是篡改国际条约、违反国际惯例、反人道主义的法西斯行为。为掩盖其反人道主义的罪行,日本大本营对“里斯本”丸载运英俘之事,必然采取各种手段,对外严加保密。因为他们知道,若是把偷运2000名英俘的消息公诸于众,必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对日本政府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

      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东南亚残无人道地屠杀人民和虐待战俘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然而就是这些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的恶魔,却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反人道主义”。1942年10月2日,《舟山新报》转载了题为“英虐待扣留日侨,日提严重抗议”的中央苏黎世电讯稿说:“日本政府因前次搭乘英方坎特布里号交换船撤退归国之日侨,并曾受苛刻待遇,故亦一并提出抗议,按该船搭乘人数规定最多不得超过300多人,然英方竟令撤退日侨781名全部乘入,致大半日人於此15日之航程中,均只能睡于船舱内放置物品等之吊木中,且炊饭打扫等一切事务,亦均须自行操理云。”搭乘人数越载、卧处不当、炊饮打扫自理,被日本视为非人道,而日本将2000名英俘及其家属装运日本充劳工是否非人道呢?对此,日本政府是缄默不言的。倘若被击沉的“里斯本”丸装运的是日本侨民,日本必然借此大造舆论、大作文章。据此,当年已成为日军控制的《申报》、《定海民报》不刊登“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消息,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里斯本”丸被潜艇击沉的消息及其原因,当年的英国报刊是否作过报道,尚需进一步收集和查阅英国、日本方面的官方有关档案资料。若是当年未作报道,其中必然牵涉有关军事机密。根据对1949年2月19日英国新闻处香港18日电文的分析,当年英国诸报不大可能发表这一消息,因为这会使人联想到“里斯本”丸为谁击沉的敏感问题。但也不绝对如此。如果从国际社会从控诉日军残杀、迫害英俘的角度出发,但也不排除国际舆论的谴责。譬如,当年重庆方面就播发过伊文斯等三位英俘被救助的情况。抗战胜利后的二、三年间,舟山地方报对此作过相关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省内外有关媒体对此也有所披露。对于“里斯本”丸沉没的原因,从目前所搜集到的有关史料看,大多认定为“里斯本”丸受“盟军潜艇攻击”。所谓“盟国潜艇”,抑或“英国潜艇”,或是“美国潜艇”。民国时期定海一家旧报曾报道是“英潜艇所为”,而王继能则说是“美潜艇所为”。倘若从1942年5-8月珊瑚海、中途岛、瓜岛三役的大势看,当时美军正处于反击日军的活跃期,美军派遣潜艇阻击日运输船舶,以期切断日军的运输线,完全有可能。而且,根据日人所发表的《船舶战争对谈》所述“从现在(指1942年。笔者注)美国的游击战看来,不能不认为日本沿岸到处有着敌人存在”进行推理,美军潜艇在从香港至东京沿线,广布潜艇,开展游击战是合乎情理的。而美国游击战所使用的武器,“乃是潜艇和飞机”。再者,1942年,在太平洋战场主要交战国是美、日,虽然英、法俱为军事同盟国,但英、法海军力量尚不能及地而为,而且当时英法军队在太平战场败北而作战略收缩,而其在西欧战场的处境也是危在旦夕、自顾不暇。退一步说,英军即使有能力为之,也绝对不会去残忍地去攻击载有英俘的日轮。而作为盟军之一的荷、澳,时已溃不成军,根本就没有力量去阻击日船。因此,唯一能出击日轮的,非美潜艇莫属。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盟军潜艇向“里斯本”丸发起攻击,难道不顾及船上2000名英俘的安危吗?对此,笔者以为有二种可能:其一,盟军可能不知船上有2000名英俘。根据史料反映,“里斯本”丸被击沉之际,有数百英俘是撞开舱门夺命而出的。英俘被关闭在船舱内,能否理解日军装运英俘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推想若是成立,盟军潜艇向“里斯本”丸发起攻击会是毫不犹豫、果断行事的。其二,“里斯本”丸若是载有极其贵重的物资(包括掠夺的文物及金银财宝),日方很可能会以2000名英俘为人质,公开打出“运载英俘”的旗号,以要挟盟军,使船免受潜艇攻击。面对这种情形,盟军潜艇有二种选择,一是放“里斯本”丸一条生路,二是击其选定的要害部位,迫使其停泊,然后再设法营救。但这二种选择均无可能。若放其生路,潜艇决不会以鱼雷攻击。如伤其某一部位(船尾),迫使其停航,然后营救英俘,但这也缺乏根据。首先,盟军潜艇必须保证其攻击方向命中率达到百分之百,但此种视同儿戏的冒险之举不会为盟军为取,因为船上毕竟有自己的2000名血肉同胞。其次,至于营救,更是子虚乌有之事。舟山海域时为日军占领,沉船事件发生前后不见盟军战舰与飞机,单凭潜艇,谈何营救?!笔者就此问题向一位曾在海军作战处工作过的同志请教,他说:“根据二战时期的潜艇性能及航行速度,攻击“里斯本”丸的潜艇决不可能是从香港或东南亚方向尾随而来的,而只能是靠近东极海域游弋而待歼敌船的盟军零散潜艇。这位海军同志的推断,为今年获悉的新资料所证实。英国作者汉密尔顿称,当时美潜艇“鲈鱼”号“十分需要日本货物”,在其“第二次巡逻”时,就“潜伏在上海南部”。这些远离母港的潜舰(包括“鲈鱼”号),事前并不掌握“里斯本”丸的详况。如果了解船上载有数千英俘而去攻击,除非得到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秘令,但盟军最高司令部决不会愚蠢而残忍地下达“攻击”命令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9年2月18日英国新闻处所发的“冒险救助战俘,舟山岛民获英赠渔轮”新闻稿中,明明白白地道明了里斯本丸“为一潜艇击沉”的沉船真相。这一事实既排除了盟军潜舰事前了解运载英俘的可能性,同时否定了“里斯本”丸无意碰撞了水雷的疑点。我们所以否定“里斯本”丸“无意撞击水雷所致”的说法,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二战时期,交战国双方的各种舰船及浙闽渔船在东极洋面频繁出没,但从未发生过触雷事件。而且,东极海域水急浪大,也不可能滞留水雷之类的东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为后来我们在东极调查时所得到的结论和今年在英特网上新获取的信息资料所证实。当年目击沉船事件和参与救助英俘的东极渔民根据当时耳目睹,断然否定“里斯本”丸毁于水雷。国际网站资料称,1942年10月1日7时4分,隶属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第81分队的美国潜艇“鲈鱼”号,在上海南部的海域巡逻侦察,发现“里斯本”丸悬挂任何旗帜和其他标志,在跟踪数刻后,发现其突然改航,于是连发四枚鱼雷,将“里斯本”丸击沉。这就是“里斯本”丸沉没的直接原因和历史真象。(按:此节推论部分,按研究会个别同志要求曾作删节处理,因为彼人认为“里斯本”丸为盟军所击不可能。现既然事实大明,笔者推理完全合乎历史事实,故在本文再恢复前之推理。)

                                      (二)

    “里斯本”丸从起锚地香港(或是南洋某国港口)航行千里而历舟山,为何中途一直未受阻击,却驶至舟山被击呢?

      这个谜,也许可以从1942年12月27日发表在《朝日周刊》一篇题为《船舶战争对谈》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前东京高等商船学校校长须川邦彦说:“从现在美国的游击战看来,不能不认为日本沿岸,到处都有着敌人的存在。因此船不管是在日本的海港,或是遥远的南方,或其他海港,一旦驶出海港,就不得不感觉到有敌人的潜艇潜在水里,或装设着机械水雷,或浮在水面。所以,商船上的人,不管是船员或船客,实是冒着非常危险而航海着的。”这段话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失利以后,其潜艇作战采取了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日本运输船舶,以破坏其运输航线。在“里斯本”丸全部航程中,沿海极可能出现过许多险情,但由于日军在战术上采取了种种防御方法并进行了伪装,因而巧妙而安全地到达了舟山海域。舟山位于长江口,是日军的占领区,无论腹地、沿岸、海域都在日军的严控之下。据史料所载,日本海军基地队驻扎于此,一旦出现战情,日军的飞机、炮艇即可出动。然而,军队驻扎最多之地、防范最严之区,也是最安全和最不易受攻击的地方,军事家们如是说。二战时期美国在珍珠岛的海军基地被日军袭击即是一例,今伊拉克战争美军大本营爆炸事件也是一例。舟山的东极,西向海域为日军严控,东向为公海,美军潜艇潜水而入,突然袭击“里斯本”丸,也是日军难以预料的。所以,美军潜艇选择在舟山东极攻击“里斯本”丸,应当是成功之举。然而就是这一“成功之举”,却葬送了千余名英俘。沉船事件的本身,对双方都有是一个惨剧,日军不会为之欢呼,盟军也不会弹冠相庆。根据“对谈”,在战术上日军运输船舶常采用种种防御方法,如:所谓“船团”航行,“由舰队护航”;对于单独航行的运输船,为避免敌方游击战,将船舶“充分武装,并在驾驶和运用上以及增加它的性能”;“增加船舶的速力”;根据潜艇在海底航行“泛出的水泡”、发射鱼雷时发见的“一条白线”,迅速发见敌人,用大炮轰击它;日间航行“改用无烟煤”,舱顶构建物(尤其是帆墙)“改成小而低矮”,以避免远方敌人发见;夜间,采用“灯火管制”办法;“不用无线电”,绝然地处理船上“油类和垃圾”,不在海上留任何痕迹。关于船舶的伪装,即“把船施以迷彩或改变船的构造物的办法”,可以“在船囗向船头画一条粗线,好象上向的箭头,这样在真正的船头后面,画了一条线之后,看起来象是船头了。因此,潜艇在夜间弄错了方向,以为是向着逆的方向进行,就放出鱼雷射来,因而得免于难”;“在大船的横腹上,画一只驱逐舰,使从远处看来,好象旁边有只舰护卫着一样,这种伪装的例子也曾有过”。日本中将永村在“对谈”中强调说,运输船舶“日间航到潜艇不能潜入的浅海或陆地相近的地方去,夜间再到危险的地方去航行,也是一种办法”;另外还有种消极的办法,即“在极近的距离内遇到敌时,而已经毫无办法的时候,则惟有自沉。”

      笔者在此详尽援引二位日军事理论家于1942年12月与《朝日新闻》记者的“对谈”内容,目的是推想“里斯本”丸在航行过程中可能采用的战术和进行伪装的问题。有些问题的谜底,只能在沉船打捞上来后才知分晓,然而作为沉船历史文化研究,可以作一些大胆推想。我们不是设想把“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写成电影、电视剧本吗?若有心于此,不妨参考一下“对话”,以丰富剧本的文化内涵。其实,有些问题可以从史料中得到印证。  1942年2月25日《定海民报》称:在“里斯本”丸“轮未沉前”,“当时有两艘日本船在附近,不但不准他们(指英俘)上船,而且还向他们(同前)开抢。”文中所指“两艘日本船”是何种船舶,语焉未详。包、邬在《东极人民营救英俘始末》中则写道:“当时三艘护航日军兵舰在附近……”。他们认定是日本护航兵舰,而且由2艘变成了3艘。其根据可能是另据有史料,也可能调查之结论。因此,根据“对话”及包、邬考证,认定“两艘日本船”为护航战舰是可靠的。好在上述“对谈”的内容、我们的推想和包、邬的考证俱为新悉英文资料所证实。新资料称,当“鲈鱼”号向“里斯本”丸发起攻击时,全副武装的“里斯本”丸和日军飞机投掷深水炸弹向潜艇进行了反击,四艘日船相继进行了援救。“攻击”与“反击”、“救援”的时间差,进而证实了“对话”中所述的日军运输团队隐蔽护围的战术。而且,“对话”所述“船舶充分武装”与英文资料所称“里斯本丸船前船后都已经进行过武装”相印证。再者,据东极渔民讲,过去我们还能看到沉船的桅杆,经数十年海浪冲击和泥沙滚动,如今见不到了,但水清时还偶尔见其隐影。从“里斯本”丸被击沉的海域深浅度来说,也证实了永村清的说法,即运输船舶“日间航到潜艇不能潜入的浅海或陆地相近的地方”。可以说,在未获得英文资料前,《船舶战争对话》是我们解读整个“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一把钥匙。遗憾的是,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一历史信息。

                                  (三)

    “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发生,存在着必然的因素。

      日本是一个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国内垄断资本的发展和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世界野心,必然催发其以侵略的途径向外掠夺资源。资源富饶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遂成为它觊觎的目标。早在1931年3月,即“九一八”事件发生前,前日本首要战犯扳垣征四郎便在讲话中叫嚷“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意义”。半年后,中国的东北三省便首先成为日本染指的第一个目标。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东亚的狼子野心,同时也加剧了美、英、法等国与日本在华的利益冲突。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意味着一场法西斯侵略战争将波及全世界。1941年11月2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提出《帝国国策实施要点》,决定在12月初大举进攻东南亚各国,“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为防范日本的侵略扩张,继1941年11月24日中、美、英、澳、荷五国首次公开联合对日战线,是年12月26日中英又签订军事同盟。然而,为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并没有收敛其称霸世界的狂妄自大的勃勃野心。1942年2月21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举行联席会议,迫不急待地抛出对中国和东南亚进一步实施掠夺的计划,指出:“帝国资源圈为日本、满洲、中国、及西南太平洋地区,澳洲、印度等地是它的补给圈。”并据此制定了在十五年内掠夺它所必需的石油、铁矿石、煤炭、铝矾土及大东亚所必需的粮食、被服资源等详细计划表。日本进犯东南亚,除了实施其掠夺资源的计划外,还有一个阴谋就是对付中国。二战时期曾任英国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私人顾问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说:“日本的战略是适应这一双重目的的,就是要取得所需的石油供应,以便战胜中国,并以这一摧枯拉朽之势割断中国坚持抗战所需要的物资供应来源”。日本实施南进战略,不仅遭到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必然与英、美、法诸国的利益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已瓜分完毕,而富庶的东南亚地区已成为英、美、法诸国的附属国。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珍珠港事件中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都把敌方的重要军事设施和装备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集中攻击的目标是对方的战舰和其他军用船舶。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为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便的很好的证明。仅一个小时,在港的美国86艘战舰几乎全部陷于瘫痪,而日本则迅速地控制了太平洋。在现代战争中,船舶对战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交战国双方在战争中损失的船舶也是相当惊人的。据1942年12月8日日本大本营公布一年来海陆战果称,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至本年12月7日止,协约国船舰损失重大,日军击毁敌舰416艘,合计224万吨,而日方损失合计71艘。仅一年时间,交战双方船舶损失竟如此之巨,可以想象战争期间船舶投入量就更加蔚为可观了。无怪乎日本军事理论家将太平洋、东南亚之战称之为“船舶战争”。

      二战期间交战双方的船舶损失,包括相当数量的运输船只。运转船舶,对于日本尤其重要。日军远离本土作战,往返运送军用物资和补充兵员,并将抢掠重要物资运往日本,须臾离不开运载船舶。然而,“日本的一大弱点便的商船队的规模较小,只有600多万吨”。因此,战时日本用于军事运输的船舶多为征用的商船,而且“调去充当南方航线运输的船只”,“每月由陆海军调拨”。不仅如此,为了确保运输,大本营还要求“极力打捞和修理沉船”、“有效地使用木船”,以“谋求充实运送重要物资船舶”。由于日军运输船舶严重不足,特别是1942年日本在太平洋所罗门海战运输船舶惨遭损失,为了“圣战”需要,东条英机还特地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从太平洋初战失利而吸取教训的英美联军,对于日军的战略和致命弱点了如指掌,因此有效地采取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的运转船舶遂成为必要。1942年12月27日,日本海军造船中将永村清和前东京高等商船学校校长须川邦彦在《船舶战争对谈》中说道:“敌人拼命地推行游击战,它的对象是什么?结局不外是商船吧,勿用说军舰也是它的目标,可是军舰有着完全的防备。例如小型驱潜艇,即是为要打击潜艇而造成的。所以潜艇只好把防御很小的商船,拿来作目标了。然而用商船来载运货物,在战争中是少不了的。它载运的是极重要的资材,或国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若能把商船一艘一艘击沉,就能把敌人打倒,已成为常识的道理了。商船这样的东西,换句话,就是海上输送这件事,要想得到战争的胜利,是决不可缺少的。船舶是左右一国命运的东西,这话在战争里,更加显得确实……因此,他们在加紧地把它击沉哩。”日本军事理论家的这番话,是从介绍和总结日本与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交战的经验出发的。“对话”解说了交战双方利用潜艇攻击对方用于运输的船舶的根由,以及船舶如何伪装以躲避潜艇攻击的办法。笔者所以在本文不厌其烦地援引“对话”原文,主要是强调运输船舶包括被征用的商船在战争中,它的主要任务虽然不是直接作战,但它所承担的却是装运兵员、战俘、军用物资和从各国抢掠的重要物资。

      抢掠而来的资源,需要建立和巩固强有力的运输线,而运输线的核心便是运输船舶。盟军为挽回太平洋之战的败局,最终赢得东南亚战区的胜利,有效地打击日军,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切断和摧毁日军的海上运输线。同理,日军要取得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的主动权,也必然要切断盟军包括中国军队的后方运输线。切断敌人的后路,摧毁敌人的运输线,这既是战争一般规律和常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里斯本”丸在舟山沉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性中寓含着必然性。从本质上说,“里斯本”丸船沉人亡这一惨剧的发生,乃是战争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导演的一出悲剧。

“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之探讨(二)(续前一)
                                       (四)

    “里斯本”丸沉船除载有英俘和大量布匹外,据说还有大量金银财宝和文物,甚至还有人推测神秘失踪的国家一级文物“北京猿人头盖骨”也在其中。

      现有掌握的数篇史料没有提及此事,只是散见于1995年以来诸多见报文章和未发表的研究报告。此种珍闻若不是当年的目睹者和经历者所提供,多半是大胆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这一猜想,也许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虽然不足为据。

      其一,根据诸多作者前往东极实地调查,查访当年沉船事件的目睹者所得到的历史信息:1942年10月3日,即沉船事件发生的翌日,数架日本飞机飞临出事海域进行狂轰滥炸。长江口、舟山海域为日军军事控制区,“里斯本”丸是日军的一条重要运输船舶,日军为什么不图日后救捞,而狂轰滥炸让其粉身碎骨、永沉大海呢?该死的死了,该救的救了,潜艇也已销声匿迹了,要炸的只能是日军自己的船舶和数千英俘。这里不由使人们想起一句话:“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甭想得到。”日军如此丧心病狂、急不可待地将里斯本丸彻底地推向海底,除了残无人道地戮杀英俘、销毁罪证外,船上是否还有其他异常珍贵之物?

      有一点提出来的是,在所见历史资料中,只提及5艘日舰于10月3日至东极岛,4日至7日日舰频临东极海面巡弋,并没有说及飞机轰炸的情况。上述所引,乃是根据近期发表的文章。

      其二,据普陀台湾水下打捞公司负责人徐显金透露,多年来,公司在对里斯本丸进行数度探摸过程中,潜水员在沉船周围曾捞取不少明清青瓷精品。此事若真,船内存有文物也是可信的。

      其三,近据舟山环海打捞公司称,公司负责人于今年3月参加过由中央电视台和国家博物馆在舟山华侨饭店召开座谈会。会上,有关专家披露了日军侵占南京期间曾将抢掠的45箱文物偷运香港的历史信息。这些文物后在香港失踪。人们推测,这45箱文物很可能被装上“里斯本”丸。该公司与上海救捞局先后在沉船海域探摸,潜水员感触到在沉厚铁板覆盖的船舱内堆有无数大型铁箱,但箱内究竟装有何物,却不得而知。

     其四,据大量的历史资料表明,日本侵略者在侵华、侵略东南亚各国期间,所到之处无不大肆抢掠重要物资、文物和金银财宝运至本土。“抢光、杀光、烧光”,是日本侵略者极其残忍、野蛮的既定方针。远的不说,就说舟山。自定海县城沦陷后,日军迫不急待地四出投罗废铜烂铁,盘踞城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松尾部队派工兵等百余名,结伙前往鸦片战争古战场将古迹“定远”等巨炮13门拆毁,运回本国。日军不仅抢掠“废铜烂铁”,而且古文化遗产都成其囊中之物。市文联方长生先生在日本探亲期间曾到日本一家图书馆猎奇,发现馆藏中居然有不少是舟山历代文献,例如清代的“普陀祖宗录”,“潮音语录”、明万历年间的《补陀山志》,尚有数百种谱牒手抄本等,这些古籍大多是日军侵占舟山时被抢掠而去的。至于国家级的一些文物,在日本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更是数不胜举、屡见不鲜。中国是文物之邦,中国历代的珍贵文物除大陆和台湾有一定存量外,其余多在战争中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掠。日本侵华期间,中国的许多文物落入失敌手。1941年日本占据香港、攻占东南亚,其本来目的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说“是要占领那块地方”,为了抢掠“日军必需的资源”。所以,笔者认为一条近万吨载货量的“里斯本”丸(舟山探摸估量为8000吨左右),决不会冒着被袭击的风险,千里迢迢地仅仅运载2000名英俘,其中必装有其他货物。根据当年营救战俘而今仍健在的东极居民说,当时海上飘有大量的布匹等。除了布匹等纺织品外,还有什么?包、邬文说“巨轮慢慢地往下沉”,毛德传文称“巨轮上大批人和货物相继坠落汪洋”。井上清说:“当时日本的战时经济已经是一筹莫展……,但对石油、橡胶、锡和军粮的不足却大感为难”。根据包、毛所述巨轮沉没的情景及海面不见石油痕迹的情况,再加巨轮运载量与英俘载员重量的差量,估计货物中会有金银与文物一类的贵重物品。

     其五,1942年10月,正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上开始丧失主动权”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42年5月珊湖海之役,日军侵略锋芒第一次受挫;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失利,日本承认:“太平洋上的主动权转入敌人之手”,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1942年8月,日军在瓜岛惨败,迫使日本大本营决定从瓜岛撤兵;1942年底、1943年初,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开始逐步退缩,完全失去了战略主动权。就是在这种战争的态势下,“里斯本”丸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执行从南洋或香港至日本的运输任务。如果说“里斯本”丸此次任务仅仅是装运2000名英俘,则是不可思议的。笔者以为,在押运2000名英俘人质前提下,“里斯本”丸运输船必定装有其他贵重之物。这种推想是否合理,还有待于沉船打捞,才能揭示其“庐山真面目。”

      不过,包、邬文章和有关当事人向我们传递了一条通过调查得来的历史信息。他们说:“事后死里逃生的英俘以打手势和在沙滩上画图的方式诉说……船里还有大量金银财物……。”近据当年曾为英俘充当翻译的忻玉寅说,伊文思曾对他讲起里斯本丸装有黄金、白银、钻石之事。伊文思说,日军占领香港,抢掠了许多金银及珍贵品,这些东西都装到船上准备运往日本东京。英俘如何得知船上装有金银财物?莫非他们在日军装运金银财物时发现了这一秘密,抑或英俘曾充当过金银财物装运的装卸工。英俘中有英籍商人,或许他们得知船内货物的底里。

      最近,有同志根据所获英文资料认为,“里斯本”丸在10月1日受击至10月2日沉没的将近24小时内,日军舰艇、轮船曾抵临出事海域救援日军。在这段时间,日军完全有可能将“里斯本”丸上所装运的珍贵物先行转移。因之,打捞沉船到头来会是一场空欢喜。这种推说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沉船打捞的价值问题。作为企业行为,企业家所关注的是船上诸如金银财宝之类的珍贵物品的价值,这是不奇怪的。但对于政界、宣传教育界,他所关注的第一位的东西则是政治、外交及其历史教育意义和由此所引发出来的在国内乃至于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这种意义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如果借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这一平台,进行令常人“不可思议”的特大动作地操作,很可能会对区域经济的宏观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最近山东正在打捞清军在黄海战役中沉没的战舰,其目的和意义不外乎通过“厅展”进行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厅展经济”带动旅游经济。但对“里斯本”丸,它的意义是超国界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珍惜中英人民的友谊,加强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反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五)

     关于“里斯本”丸起锚地、沉没时间与英俘营救数,近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与历史资料所载有所差异。

    《定海民报》、《申报》说是“香港”,也有称“南洋”者。近文多采“香港”说,但也有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者。笔者认为,应以“香港”为是。说“马尼拉”,除非另有佐证。

      其理由是:所见民国旧报几乎都认定为“香港”是“里斯本”丸的启航地。虽然有一篇报道说是“南洋”,但“南洋”可理解为“香港”。据《辞海》“南洋”条解释,清末至民国时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按此解说,香港地区可称南洋。当然,“南洋”还有作东南亚解。东南亚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说“马尼拉”者,抑或是以此为依据。但笔者以为此种依据犹嫌不足。

      二战爆发前,东南亚诸国除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文莱为英国保护国外,其余分别为法、美、葡占领地。1940年,老挝、柬埔寨先后失陷,其余各国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相继为日军占领。“里斯本”丸执行运输任务而被击沉是1942年10月秋。该船若是单一地装运战俘,其中必有法、美、葡战俘,而且战俘不止2000名。然而史料只称所载战俘俱为英俘。请注意,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4月至6月日军攻占菲律宾八打雁、科里吉多港时,俘获了约16000名美军。显然,“里斯本”丸装运英战俘的地点在香港。因为香港于1941年12月25日失陷后,香港已成为关押英战俘的集中地。当年曾为营救英俘鼎力相助的定海县国民兵团抗敌自卫第四大队队长王继能在其回忆录《抗战期间援救英俘追忆》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军民均成日军俘虏,集中在俘虏营中。”这些史实,证实了当年日军押运英俘是从香港出发的。

      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当为1949年2月18日英国新闻处发出的电文稿。电文稿称“载运英国战俘自香港开往日本”。发稿的由起是“此间(指香港)昨日(当为17日。笔者注)纪念1942年10月2日两千英籍战俘乘日船里斯本丸丧生之惨剧。”与此史料相关的是,1949年4月25日《定海民报》一篇报道说:英政府为感谢青浜居民“奋勇营救浮沉大海之盟友”,“于二月十八日下午在香港皇后码头举行”“隆重典礼”,“由港督葛量供爵士代表英政府”,“亲自主持”典礼(酬谢仪式),“参加中外军政首长、绅商及民众达千人”。是日“晚间八时由当时获救之英军三人,广播经过情形。”分析所报道的内容,“香港皇后码头”极可能是当年里斯本丸启航的具体地点。这篇报道的开首说“载运英国俘虏二千名自南洋赴日”,此处“南洋”恰恰是“香港”的注脚。

      再说,认为“马尼拉”是启航地的依据,据称是“《舟山市志》和有关资料”。然市志却说是“香港”。市志“大事记”备注却又说“上海”。至于“有关资料”,也不知“资料”何名。

      我们研究的结论也为新近撷取的英文资料所证实。在“香港的准备”一节中,英汉密尔顿说:“1942年9月25日,1861名英国战俘集合在香港Shamshuiipo营地的阅兵场上”,“被带离香港”。另文《“里斯本”丸惨案》说:“这批近2000名战俘有士兵、军官,即有海军、陆军,原本是被关押在九龙乃香港,由于战局变化,于9月27日被押上日舰离开香港”。

      于“里斯本”丸沉船时间,真可谓五花八门。归结起来,有“1942年”、“卅三年”、“卅年”、“三十囗(此符号为空白处)年”,近年文章俱认定“1942年”。至于确切日期,有说“10月1日”,也有说“10月2日”。毛德传同志认定时间为“10月2日早上约七点钟”。包、邬的文章对“里斯本”丸从香港启航的时间,采用了1949年2月25日《定海民报》的说法:“1942年9月27日……从香港启航驶向东京湾”。但驶至东极被鱼雷击中的时间,则反《定海民报》“10月1日”之说,而取1949年2月19日《申报》“10月2日”的说法。包、邬对“10月2日”的时间定位,除《申报》依据外,还有东极李朝洪等老人提供的历史信息。李朝洪等认定为“八月廿三那天”,“八月廿三”恰好是阳历“10月2日”。笔者注意到,凡认定时间为“10月2日”者,报道文章大多提供了被采访对象的姓名:王招云、林信法、王阿武、边德云……。根据最近由省档案馆所提供的1948年所形成的档案资料,时间定位是:“1942年10月2日上午9时许”(见沈品生报告)。从目前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耒看,当以沈品生的书面报告最具权威性。虽然“报告”时间与定海诸报道时间相差无几,然沈品生毕竟是自1946年至1949年东极乡的乡长,而且沈是奉命查核救助当年英俘的当事人。再者,诸报报道文章的内容多取自沈品生的报告。至于年份上的差异,抑或耒自个别人的道听途说。故此,“1942年10月2日上午9时许”可视为里斯本丸被潜艇沉没的确切时间。“沉没”与“受攻击”是不同的概念。“里斯本”丸受攻击的时间“10月1日”,经过近24小时才完全沉没。因此,以英文资料之说,10月1日和10月2日都是正确的。关键是要说清“受击”与“沉没”。

      “里斯本”丸运载英俘数字及被营救人数,各种资料说法也不尽统一。英俘数,或曰2000名,或曰1800名,这是定海旧报记载数。今报道文章多采2000名之说。战俘数拟以英国新闻处发布的2000名数为准。此数自然不包括日军押运部队及船员数。被营救数,有200名、300余人、384人、400多名之说。至于被营救数,400多名之说因不见史料,不足为据。约200名、200余名、300余人之说与1948年5月16日《定海民报》所说384人基本吻合。民报说,先由“庙子湖渔民救得英人106名至青浜”,后又“发起号召全山渔民总动员,搭救至子夜,先后数次往返共救得278人(内西福山62人),合计384人(106+278)”。此数与1948年东极乡上报民国定海县政府、省政府的名册所载人数一致。200余名、约200名可理解为青浜、庙子湖、福山不同点的约略打捞数;300余名可视为384人的大约数(模糊数字)。总而言之,“384”是东极岛人民营救遇难英俘的总数。然而,最终获救被护送至重庆的只有3人,其余381名获救英俘俱被日军反夺、押解东京战俘集中营去了。

      要提及的是,谢国平、沈飞轮、毛德传在其文章中对英俘罹难人数作过如此描述,即“事后得知,里斯本丸轮上未及逃离及落水后被怒涛吞噬的罹难者2000余人(一说2000人)”。此说不知源自何种史料。若以此数推算,“里斯本”丸原载2384人,或许更多些。

      新获英文资料对于人数的说法也不尽一致。《“里斯本”丸的沉没》说:英俘1861名,1000名丧生;船上有日本士兵778名。同时作者又说,10月5日在上海码头进行点名时,1816名战俘只有970名还活着,846名已经丧生(二数相加为1816),6、7名英军在中国人协助下得以逃脱。35人因严重病疾留在了上海。其余人押赴大阪,途中死亡5人,50人系病俘被丢在Kokura。500人去神户,一部分去大阪,一部分丢在广岛。第一个冬天,200人死于疾病。《“里斯本”丸惨案》说,船上“近2000名战俘”,“其中约200名战俘侥幸逃生到中国海岸上。同文在引证10月7日东京报纸所载新闻说:“7152吨‘里斯本’丸船上1800多名的英、澳大利亚战俘,只有900多人得以逃生并被送往日本。”

      综上所述,“里斯本”丸原载英俘人数为2000名左右。“2000”是个大约数,是一个模糊数字概念。而1816名战俘似为确切之数。当然,这个数尚不包括押送英俘的778名日军数。

                                   (六)

      被救三名英俘是否到过六横,也是众人议论的话题。

      1948年5月16日《定海民报》称:“唐品根、许阿台、李朝洪、郭阿德、任信仓(已故)、王祥水等六人,抱天无畏精神于10月9日乘小帆船护送至葫芦岛交由我游击队王继能转送象山苏县长本善处。”翌年4月25日《定海民报》又称:“由王继能(时称定海国民兵团第四大队)抢救获送内地,转道重庆,幸免于难。”这两则消息对3名英俘是否到过六横既未肯定也未否定。旧报所述细节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移交英俘的地点是在“葫芦岛”,移交对象为“王继能”。

      包、邬文则说:“10月9日,唐品根、李朝洪等六位青浜渔民驾驶着小船,避开日舰巡逻,护送伊文恩等三名英国军官经葫芦岛后,当夜又偷渡峙头海峡,于次日抵达郭巨甘露庵定象保安总队第四大队驻地养息。”此说对到六横之事绝然否定。根据行文推理,青浜渔民向王继能移交战俘的确切地点在郭巨甘露庵,即四大队的驻地。此说与沈品生的呈报材料一致。

      毛德传文对三名英俘到六横之说作了充分肯定。文章说:“由东极乡乡长沈品生几人驾驶帆船送到六横岛‘六(横)桃(花)朱(家尖)普(陀山)守备区’主任王继能处。”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又说“唐如良等人乃将三位英军官交缪凯运,乘渔船深夜偷渡,冲破日军舰艇拦截封锁,安全抵达王部”,并说“王部驻屯六横岛,家眷随王一起”,“法伦斯三人在王部若干天”,10月10日还摄影留念,王继能的大女儿S·W予以殷勤照顾云云。此说与忻玉寅所述颇为一致(见笔者与忻玉寅的谈话记录)。

      台北舟山同乡会编印的《舟山乡讯》(第14期)曾刊登过王继能撰写的《抗战期间援救英俘追记》文章。王文说:“定海县国民兵团抗敌自卫第四大队附缪凯运(一名舜耕)定海芦花乡人,是日适在葫芦岛岳家作客,闻讯冒险渡海,赶赴青浜,唐如良得以将英俘伊文思等3人交与缪大队附带回,用帆船乘夜渡海,途中几遭日艇搁查,危险万状,幸获神佑,天明安抵镇海县之郭巨登岸,获送至  头。那时我任定海县六桃普朱守备区主任兼抗敌自卫第四大队长,适在康头整训部队,3名英俘到后,知系盟友,即以优礼相待,供食添衣裳,拍照留念,嗣即派兵护送至象山苏县长处,旋由象山送往省府,转送重庆……”。王继能是接待3名英俘的当事人,文中所述“ □ 头”即郭巨上阳□ 头。依王之说,英俘去六横之说则可否定。

      然另有一位当事人却坚持3名英俘到过六横,这位当事人即是今登步乡中心小学退休教师忻玉寅。忻玉寅,登步鸡冠村人,现年88岁,自称1939年入党,为王起同志单线联系人,在王起的直接领导下,利用持有“派司”、会操日语的条件,多次为我游击队提供日军军事情报。后因避害脱党入王继能部。据忻玉寅说,10月6日天刚亮,3名英俘由唐如良、翁阿川、沈品生等护送至六横,哨兵即报王继能。大队当即吹哨集合,大队长向士兵发问谁会英语,时有陈根跃、江明远和忻玉寅应声出列,与英俘对话,详细了解3名英俘的具体情况。根据队部要求,忻、陈、江3人陪同伊文思等在双塘青山大庙住了3、4天。伊文思曾问及此处是否安全,忻对此作了解释。期间,伊文思一直为其妻女死难于海感到悲伤,忻等3人好言劝慰。王继能还特邀伊文思等至家中作客,时王之家属俱在六横,其女王南娣、王南妮均在。当时,中队长林海生有一个姓王的阿舅,是个生意人,恰好有一架照相机。为表示纪念,大家乘兴在青山大庙前拍了张照片。参加照相的有伊文思、法伦斯、詹姆斯顿、王继能、缪凯运、忻玉寅、段飞熊,其余人可能是东极人。因当时驻地未有洗照片的地方,故由伊文思带走了底片,时正值“双十节”(10月10日)。忻玉寅说,众人刚到六横时,他曾向船老大李朝洪问及从青浜至六横的航行路线。李说,为避日船,他们在夜间从青浜出发,在葫芦过了半宿,即动身启程。先沿朱家尖塌横边航至乌沙门,穿过东兴,过鸡冠桥到小门头,尔后又经登步、马盐、点灯小门头,驶过桃花、册棚、金杯圩,近癞头山而过,在大沙浦上岸。他们一行近10人,始终不敢远海航行,是因为海面上有日军舰艇巡逻。笔者曾将王继能的说法告之忻玉寅,忻说王继能记错了,王所说“□头”,其实是“峧头”。峧头到青山大庙只有定海北门到南门那么远。英俘在六横期间,忻玉寅还特地到峧头为英俘购买一些食品等,钱是队里出的。忻玉寅还说,英俘在六横期间,时任大队政训室主任的中共党员李劼对英俘很关心,并一再叮嘱忻等3人对英俘好生照料。10月10日护送伊文思等到郭巨时,李劼一再告诫忻玉寅说,要保护好英俘,不要途中出事,云云。忻回忆说,众人到郭巨甘露庵后小住二日,嗣后大队挑选15名精干队员将英人护送到象山桥头湖苏本善处。忻原不在护送人员之列,因伊文思要求忻同行以便会话,经大队同意,便与他们一道去了,这样护送人员连同忻玉寅在内应是16人。

     忻玉寅所述时间与沈品生在报告中所述时间有差异,王继能与忻玉寅二位当事人的说法绝然相反,也不知他们哪个记忆出了偏差,以致造成今日“六横”之谜。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忻玉寅在向笔者述说这一段人生经历时,思维特别活跃、敏捷,记忆也特别强。他在电话里说,伊文思等与他相处时日较之王继能为多,而且与英俘相夕相处,有颇多思想感情交流,因而记忆也特别深刻。忻还说,抗战胜利后,伊文思等曾邀请其前往香港会面,惜未去成。上个世纪80年代,忻与王继能一直保持书信往来,至今还保存着王继能的二封信。

     按上所述,英俘的六横之行,还需要进一步丰富佐证材料。

                                   (七)

     1942年发生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和暴露了其虚伪而狰狞的面目。日本资料称,在“里斯本”丸即沉之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援救英国战俘”并告之英俘“日本战舰会来援救”他们的。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档案资料却与之相反。汉密尔顿在《“里斯本”丸的沉没》中写到:“本可获救的战俘,但由于日军见死不救,而导致1000多名官兵丧生,这完全是泯灭人性的日军对生命的漠视。”又何止是见死不救!且不说英俘被囚禁在拥挤不堪、空气混浊的密不透风的船仓里受冻挨饿,患病战俘因得不到治疗痛苦而亡,是一种违背国际公约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的行为;也不说在“里斯本”丸将沉即沉的那一刻,闻讯而至的日军四艘战舰只将数百名日军救助上船,而于英俘而不顾是何等的残忍;只要稍许扫瞄一下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遇险逃生的英俘的情景,便可知日军是何等的凶残。亚瑟·兰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写道:“陆军中校赫威尔和波特中校等几个人爬到了甲板上,慢慢地挪到船处请求与船长对话,但日本兵向他们开火,波特他们几个在前面的人倒地身亡”,“不远处,日本人正对着货仓开火”。另文《“里斯本”丸惨案》说:“日军的拖船解开了缆绳,放弃了这艘沉船。我们没有救生圈,只好跳海逃生,周围船上的日军开始用机枪向我们扫射,一直没有停止”,“就在机枪的扫射中,部分幸存者漂到了附近的中国海沿”,“那些活着的人在水中扭动着、挣扎着”,“中国的渔船队驶了过来,开始救助生还者,我是被救的其中一个”,“那里的中国人给我们提供了食物和衣服。”据历史档案记载,当年日军对英俘之所以见死不救,之所以枪杀战俘于海中,除了出于日军的残忍本性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日本人的意愿是让战俘都淹死,这样他们就能够说这艘船是被美国人击沉的,他们没有办法营救战俘”,欲以此嫁罪于美国人。这就是当年日本侵略者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手段与阴毒狡诈的伎俩。需要指出的是,当“里斯本”丸遇险之际,数百英俘赤手空拳同凶残的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有的甚至于悲壮而死。一位战俘在其诗中写道:“船上的幸存者,在里斯本丸沉没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作最后的努力…”。一位英国作家动情地说:“这一事件值得记录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是为着大量遇难而勇敢的人们及其崇高的行为”。这名话既包含了与日军勇斗争而牺牲的英国战俘,更包括为救助战俘而作过贡献的中国人。然而这段历史,据称,“日本人没有保留档案”。但好在中国和英国记载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好在当年的部分幸存的战俘和拯救过他们的东极人还健在,他们是历史的最好见证人。现在该是向世人公布这一历史的时候了。

                                      (八)

     今天我们研究“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固然要对沉船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但更要研究为援救英俘作出贡献的人们。正是因为他们的义举,为舟山抗战史谱写了光辉篇章。

     营救英俘,东极人民是主体。据1948年东极乡上报的当年参加救助英俘的人员名单显示,计有198人参与救捞,如果再加上参与护理的家属,总人数不下500人。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一个团结战斗的群体,代表了全乡人民的意志和信念。他们不避风险,奋勇搏击风浪,往返救捞英俘,表现了东极人民英勇牺牲精神和革命是人道主义;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冒杀头危险,置日军“匿匪通敌格杀无论”之禁令于不顾,机智勇敢地与日军周旋,千方百计地保护盟友,表现出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主义精神;他们虽然生活维艰,衣食难度终年,却慷慨大度、倾献全部衣粮而不求图报,表现了东极人民胸怀博大的无私奉献精神。最近笔者有幸看到了1948年东极乡公所上报给民国定海县政府的一份报告,内称:1946年月12月,时任乡长的沈品生曾试图将当年东极渔民营救英俘的事迹上报政府,却被东极人民以“佥以过去义务,为吾人应有天职,罔求邀功”而谢绝。1948年,当时的中、英政府要求东极人再次登记,还是被东极人民以“尽义务为吾人应有尽有天职”所谢辞。虽然后经乡长再三以“却之,未免不恭”进行动员,了却了登记之事,但仍有不愿受赠之例。于此,我们感悟到:东极人民无私无畏救英俘的义举,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团结抗战的坚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心,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中国历史文明的伟大,表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使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敌人,迎来了胜利和繁荣昌盛的今天。无疑地,这不仅是我们今天研讨的主题,而且是我们的文艺作品、电影电视所要反映的主旋律。

     应当看到,东极人民营救英俘的义举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延续与终局是与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息息相关的,是抗日烽火全剧中一幕,是反法西斯侵略的团结战斗篇。从“里斯本”丸被击沉到东极人民奋勇抢救,虽然有其偶然性,但偶然性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今天研究这一历史片断,就是要揭示历史的必然性,从而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抗战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援救英俘的群体中,也出现过一些背景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们不是普通渔民,更不是中共党员,而是旧军队中的骨干或是普通士兵。如何看待这些人物的援救行为,也是我们在研究这一历史片断时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

     笔者以为,这些人物(例如王继能、缪凯运等)是旧军队实权派人物,在其全部历史中虽然一度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制造过磨擦,有的甚至还一度倒向日伪,做过使“仇者快、亲者恨”的事情,但我们应当看到,在抗战初期一直到1942年,他们本人以及他们所带领的军队曾经顽强地抵抗过日本侵略者,并成为日军歼灭的目标。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王继能、苏本善等部是我们的友军。毛泽东同志说:“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之际,“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根据市志办编纂的舟山抗战史料反映,从1939年到1942年,王继能、苏本善部在我们党《七·七宣言》所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感召下,通过舟山地下党组织卓有成效地开展统战工作,确实为抗日救国作过一定的贡献。因此,我们说,对王继能、苏本善等部抗战的肯定,就是对我们党统战工作的肯定,就是对舟山地下党工作的肯定。历史证明,没有我们党所提出的包括统战线在内的三大法宝,要取得中国革命也是不可能性的。因此,在联合抗战的背景下考察、研究并客观地反映王继能、苏本善等救助英俘的义举,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对于抗日的坚定性、持久性和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王继能、缪凯运、苏本善等部是不能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同日而语的。同样,王继能、缪凯运、苏本善等当年援救英俘的义举与东极人民奋勇营救英俘的义举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其同一性是义无反顾援救英俘,以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而其差异性,是与援救主体——东极渔民的无私奉献相比,则略显逊色。也正是这种差异,更加突现了东极人民的无私和伟大。

                                                         2003年5月6日初稿,8月20日改稿。

  

附记

  1998年下半年,因普陀台港打捞公司来市档案请询“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笔者开始关注“里斯本”丸问题。是年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并以信息的形式,数次向市领导反映情况。市领导很重视,曾多次批示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其间因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档案资料不足,以致研究工作进度不快,但一些企业对沉船的探摸却始终没有停顿过。2002年,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下,市委宣传部与新闻、外事、交通、旅游、档案、市志办、社科联等部门做了大量工作,部分人大、政协代表纷纷向人大、政协会议提出议案和建议,市“里斯本”丸研究会于是年底应运而生。市档案局是该研究会的成员单位,为了推进全市的研究工作,承担了档案资料编料的收集、初编工作,并于2003年4月向市研究会递交了近10万字的编研资料,嗣后又增至18万字。与此同时,笔者也撰写了原题为《里斯本丸之谜》的探讨文章(今文之初稿)。去年8月,受市委宣传部与社科联的委派,与有关同志前往东极进行为期七天的实地调查,形成了系列性的文字材料,并对本文原稿作了补充,但基本框架和所持的观点未变。此后根据有关部门对外宣传的要求,曾将有关文中所涉及的明感问题进行删节或作了某些方面的文字处理。下半年和今年4月初,笔者与陈雨信和社科联的同志先后二次到省档案征集关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方面的历史档案,得到了省档案局局长关继南等同志和保管处同志大力支持。同时,市档案馆朱红英同志还从国际网站下截并翻译了有关沉船事件的资料和照片。这些资料印证了笔者原文的观点。因此,在最后定稿时,又重新恢复文章原貌,并引有关新内容作为本文的佐证材料,同时还增加了第七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中国方面的部分档案资料和国际网站上的资料,还未看到英、美、日国方面直接形成的档案资料,而(非官方的网站资料也仅作为参考。因此,笔者在阐述某一观点时,需要综合引证多种资料进行分析论证,故此文章冗长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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